人们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作父母的，更是经常带着三分骄傲、三分崇高、三分委屈，外加一分遗憾地这样对孩子说。然而，虽说如此，但还是心甘情愿地、一日复一日一代复一代地这样“可怜”地爱。前几年，有些严肃的社会学家曾说过，继古代的母权社会和父权社会后，人类是否步入“儿权”社会？不管这样说理论上是否成立，但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家长对子女的爱投入越多，对子女的期待值失落感越重。我们不得不问：父母们，我们是不是爱过头了？  
　　现在的孩子是“百亩地里一棵苗”，加上生活水平比过去高了，社会和家庭都有能力来“浇”这棵“苗”。我们又自信是最富亲情的民族，也早就把西方家庭父母对子女的“苛刻”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事，尽量大人做；好吃的，净让着给孩子吃；对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顺，同时明里暗里又把过高过重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少家长从“胎教”起就为孩子设计了上重点大学这座“独木桥”。由于“设计”不现实，往往激起孩子的“反弹”。“光宗耀祖”，常常是我们一些父母爱孩子的弱点，我们要特别警惕这种传统的酵母使我们的爱变味。  
　　生活好了，要谨防“富贵病”，这是大夫提出的忠告，社会学家也同样敲响了警钟。在日本经济起飞时期，由于生活好了从小娇惯不能吃苦，新一代变得无力气；生活养尊处优，导致精神空虚，悲观厌世，对前途不关心；由此引起对社会无责任感，出现了被称为“三无族”——无力气、无关心、无责任心的青年一代。这种“病”会不会传染给我们？其实，这种“三无族”的病状在我们一些青少年中已出现，令我们的家长深为苦恼。球王贝利在巴西足球队第三次捧回世界杯时，恰逢喜得贵子，人们祝福他：“这孩子今后会成为你这样的明星。”贝利却摇头：“他绝不会有他父亲这样成就。”为什么？贝利这样解释：他的家现在很富有，不像我过去那样贫穷，因而他将缺乏“力”的竞争能力。应该说，贝利教子方面的“忧患”意识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巴尔扎克讲得好：“民族的未来掌握在母亲手里”。而孩子身上的毛病，几乎都是我们苦心积虑地“爱”的结果，同时，又是由于传统社会积淀下来，由成人社会制造出来的东西。审视我们的爱是不是过了头，首先要看我们爱的动机和形式对不对，否则，去指责孩子就欠公正了。当父母的，当爷爷奶奶的，不但要为孩子的生理健康负责，同样要为孩子的心理健康负责；不但要想到孩子的今天，更要想到孩子的明天，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要有意识地去磨练孩子，让他懂得吃苦，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孝敬父母，学会宽容、忍耐、理解，同时要树立竞争意识、拼博意识，自强意识、风险意识。爱，也要讲科学，讲理智，讲效益，不能溺爱，更不能错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