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即“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极为关切的问题，也是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稳定，关系到我们的经济能否持续发展。

　　现在我国农村人口８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我国总劳动力的一半。过去的１０年，农业附加值ＧＤＰ总量比重大幅度下降，使８亿农民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在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情况下，２００４年，中央决定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进而取消了农业税。

　　但是，政府显然不能靠继续免税让农民富裕，也很难靠提高农产品价格来维持或增加农民的收入。一是我国农产品的价格已经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２０－４０％，在加入了ＷＴＯ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经成问题，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二是要想保持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保持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就不能使农产品价格太高。因为农产品价格尤其是食品价格是决定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的重要因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劳动力成本较低这一比较优势，进一步提高农产品价格对经济整体发展是不利的。三是在市场经济中，当农产品价格达到最高峰之后，农产品价格不可避免地下降就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负面因素。四是我国农产品还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农民增收的希望在哪里？田野的希望在哪里？

　　这不由得让记者想到了荷兰，想到了西欧这个人多地少的小国。无论是风光明媚的春天，还是寒风瑟瑟的冬季，每次到荷兰，都被它绿茵茵的牧场、姹紫嫣红的鲜花所吸引。荷兰这个国家，以其只占全国人口６％的２９万农业人口，以相当于我国耕地面积五分之一的土地，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奶制品、鸡蛋、猪肉、土豆、花卉的出口更居世界第一，令来自东方农业国的我们惊叹不已。

　　在采访荷兰首相时，记者的问题是：荷兰是用了什么办法在土地资源贫乏、耕地面积仅有２０１万公顷的条件下，成为世界农产品的出口大国？首相不假思索地回答：“荷兰有自己的农业模式。农民利用合作社、科研培训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密切合作，不断地获得最新知识，使得他们可以利用最经济的办法、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去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荷兰的模式，是农业取得成功的原因。”也许是为了对他的这一回答作一个更详细的诠释，记者不久就被邀请采访荷兰的农业部门。

　　集约化的家庭农场

    荷兰的农民，大多数是一家一户经营农场，而且多数很单一，越是专业化，效益越高。

　　在离阿姆斯特丹两小时火车路程的乡下，我们访问了一个养牛场。这家的主人是５３岁的达尔夫森先生，他和妻子及二儿子、儿媳共同经营。他们的养牛场占地２２公顷，共喂养１６０头牛，其中产奶牛６０头，其余是小牛犊。牛舍有两座，一座是奶牛的，另一座是小牛的，全都高大、宽敞。牛吃饲料都是自动取食，每头牛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号码牌，当它伸出脖子到料槽取食时，电脑就自动记录它的进食量。挤奶的牛舍高度自动化，同时可为８头牛挤奶。我们看到，一按电钮，奶牛就被赶着从牛舍走向挤奶室，然后，依次走进各自的栏门，准备挤奶。只要挤奶人把经过消毒的挤奶器接到奶牛的乳头上，就自动地开始挤奶。同时，电脑会把每一头牛的编号、挤奶量记录下来，并自动储存。

　　在每头奶牛的栏杆上方，都有一台显示屏，要想知道这头奶牛是否已经怀孕、何时怀孕、它的体温是多少、进食量多少、产奶量有多少，只需按动按钮，就可一目了然。给６０头奶牛挤一次奶，用不了１个小时。挤出来的奶，自动流到冷却罐里降温。挤奶完毕后，全套挤奶设备会自动清洗干净。

　　眼见达尔夫森先生父子挤奶，觉得他们的劳动并不繁重。但是，看看他们那饱经风吹日晒的面孔和粗糙的双手，看看他们穿着荷兰农民传统的防潮木靴的笨重样子，又感到他们的劳作未必轻松。达尔夫森先生告诉我们，他们全家每天要劳动十几个小时。他的大儿子是木匠，已分家另过。二儿子在农校专门学的养牛专业，毕业回来帮他养牛。妻子和刚嫁进来不久的二儿媳，也都是他的帮手。他们全家每天清早６点多钟就开始干活了，除了这１６０多头牛要照顾，他们还种了饲料、青贮玉米，总有干不完的活。达尔夫森先生说，他们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达尔夫森先生本人并没有受过专门的农业教育，５０年代初也只养了五六头奶牛。那时的牛舍不过二三十平方米大，都是人工挤奶。但他的儿子已经受过农业教育，等他退休，儿子接班时，农场将会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养牛场了。

　　荷兰的农民，大多数像达尔夫森先生一样，是一家一户经营农场，而且多数很单一，养奶牛的一般不养肉牛，养肉鸡的不养蛋鸡，极少兼做两样。这样，越是专业化，效益越高，才能在竞争中站住脚。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家庭农场，虽然规模不是太大，但种植或饲养的数量都不小。荷兰全国平均每个养牛户养牛４１头，养鸡户平均每户养鸡２７３００只。正是因为荷兰农业的这种规模经营和高度集约化，就需要农民有较大的投资。一般来说，一个家庭农场至少需要投资１１０万荷兰盾（相当于２５０万元人民币）。

　　荷兰农业人口中，家庭劳动力占８４％，农工只占１６％。荷兰农业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生产经营方式，或者叫农业企业家庭化，促使农民全身心地投入，适应了农业季节性强、风险大的特点。

　　对比荷兰的集约化家庭农场，我国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情况很类似又有很多不同。我国农村现在实行的是土地承包制，一家一户经营着至少３０年经营权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这与荷兰农民在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上经营自己的家庭农场很相像。不同的是，荷兰的家庭农场集约化程度高，而我国农户的集约化程度很低。

　　集约化经营首先要有一定规模的土地。而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我国５亿劳动力、８亿人口仍然依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我国沿海一些地方种地大户搞规模经营，恰恰也是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后。我国的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农户承种的那一小块土地，强制性地不可出卖、不可转让，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来源，在农民进城打工之前，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既然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变，我国的农民还不能大批离开土地，谁为留在农村的农民腾出土地呢?

　　有些学者认为，只要城镇化了、工业化了，农村人口就会大批转移出去，能够使土地向少数农民集中，形成规模农业。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我国农业人口从１９４９年占全国人口的８５％降到现在的占７０％，只减了１５％。即使我们按比过去５０年的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大约为５０％的城镇化率，到２０３０年我国人口高峰期，按我国社科院的计算大约有１７亿人，那时可有８．５亿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即使这样，到那个时候农村还有８．５亿人，农民的绝对量只比现在减少４０００万。也就是说，即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只会从８．９亿减少到８．５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依然没有解决,这还没计算因为加快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大量减少。因此，我们不能指望通常模式的城市化使农民减少,使土地向农业大户集中。那么，农民增收的出路何在？

　　多样化的合作社

    荷兰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模式，只以为农民谋利益为宗旨，结果是多样化的合作社使得千家万户的农民在保留独立经营的前提下，提高了经营效益。

　　在荷兰，我们参观了一个乳品合作社———甘品纳公司。它是８０００个养牛户组织起来的，已有１００多年历史。合作社总部是一座６层大楼和像一个小镇一样的奶制品加工区，有３０００名职工从事乳制品加工。加入这个合作社的养牛户，养牛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一般不得少于４０头奶牛。养牛户与合作社签订合同，所产的奶必须全部交给合作社。合作的冷藏车，每两到三天到各家各户收集一次。养牛户挤的鲜牛奶都贮放在常温４摄氏度的冷却桶里，汇入收奶的冷藏车前还要经过检验。合作社属下的１２个加工厂，把这些鲜奶分别加工成瓶装、纸袋装、盒装的消毒奶；罐装的奶粉、炼乳、咖啡奶、巧克力奶、酸奶；还有各式的奶酪、黄油、冰激凌，以及用作食品工业和制药工业重要原料的乳蛋白乳糖、乳清等等。这个合作社不仅提供南荷兰省８５％的乳制品，产品还远销到中东、西非、中美洲和亚洲，包括我国。合作社的收入，根据各养牛户提供的鲜奶数量及质量指标分配，分配前要扣除合作社加工、经营和再投资的费用。每个养牛户通过合作社所获得的收入，显而易见地比单独卖鲜牛奶要高得多。组成合作社的８０００个养牛户分成５个地区，每个地区选举一个委员会，选出的５个委员会再推选出合作社的董事会。当选董事的人必须是养牛户，但董事会聘任的总裁、各工厂的经理和职员则不一定是养牛户。养牛户入社和退社都是自由的。

　　类似甘品纳公司这样的乳品合作社，全荷兰有几十个，他们掌握着荷兰８７％的牛奶生产、９２％的奶酪生产、９４％的奶油生产、８１％的奶粉生产和７７％的炼乳生产。事实上，荷兰农业的各个领域，都有合作社，而且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从种子、肥料、饲料的供应，到各种农产品的出售，以及使用大型农业机械，也有合作社。农民需要的贷款，还是来自合作社。

　　荷兰各类合作社的历史，差不多都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那时，荷兰农民刚刚从自给自足式经济转向以出售产品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他们不堪忍受批发商压低农产品价格而供货商又抬高种子肥料价格的做法，因而自发组织起来。正因为成立这些合作社时只是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所以，荷兰的合作社大部分只从事某一种农产品的经销，或某一种农用物资的供应，非常单一和专业化。现在荷兰的合作社大体有这样几类：

　　采购合作社。最早的采购合作社成立于１８７７年，通过它，农民定购肥料、饲料、种子。现在共有１１０个地区性的这类合作社，分别属于３个中央采购合作社。它们占有饲料供应市场的５５％和肥料供应市场的６０％，这些合作社也有自己的工厂。

　　销售与加工合作社。本文前面提到的牛奶合作社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还有甜菜合作社、土豆合作社、牲畜和肉类合作社、蛋禽合作社、羊毛合作社等等。这些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一般都在５０％以上，有的达到１００％，并且多数在欧、美、亚洲都有销售机构。

　　拍卖合作社。这也是销售合作社的一种。它是把易腐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鲜花等）的供与需连在一起，用拍卖的方式，在最短的时间里做成交易。拍卖合作社在成交额中扣除一定比例的服务费作为自己的费用。

　　服务性合作社。这类合作社，专门提供不同的服务，有互助保险、租赁农业机械、救济服务、农业管理辅导等等。

　　信贷合作社。最早的农业信贷合作社成立于１８９６年，现在荷兰共有９３５个单独的信贷合作社，有３０００个分支机构，深入到每个小镇。它们又都隶属于中央农业合作信贷银行“拉宝银行”，这个银行是荷兰第二大银行，资产有１５００亿荷兰盾。信贷银行对支持农民发展生产、更新设备起了重要作用，农民贷款的９０％都来自这个信贷合作社。

　　由于荷兰的合作社是单一的、专业化的，所以每个农户平均要参加３－４个合作社，才能满足需要。正是荷兰的合作社没有统一的模式，只以为农民谋利益为宗旨，结果是多样化的合作社使得千家万户的农民在保留独立经营的前提下，提高了经营效益，把分散的小规模经营同激烈竞争的大市场连接了起来。多样化的合作社在荷兰久盛不衰，而且近年来更多地开展了国际业务。

　　我国改革开放２６年的实践中,农民们创造或参与了很多新的从事农业能够增收的形式。围绕一项或多项产品，形成“公司＋农户”的产销一体化经营组织，这被称为龙头带动型；建设当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农产品销路，形成专业化、系列化生产，市场里设有包装、宾馆、运输等配套齐全的服务设施，这被称为市场带动型；以利用当地资源、发展传统的名优新特农产品开发，产销一体化经营，这被称为主导产业带动型；工业生产公司把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原料，公司自己建设生产基地，这被称为集团开发型；政府集中人才、资金、技术创办农业产业示范区，推广新的价值高的农产品，如优质水产及珍稀动物、无公害蔬菜、优质水果等种养项目，带动区内农户致富，这被称为示范推广型；以各种中介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技术协会、销售协会）为纽带，组织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使众多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经营者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较大规模的经营群体，实现规模效益，这被称为中介组织联动型，等等。

　　这些不同的形式，确实都让农民从事农业能够增收,解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面临的“小生产、大市场”的矛盾。但是，这些形式中只有中介组织联动型是农民能够分配最终的高附加值销售利润。其他几种形式,农民依然只是出售了初级农产品，只不过是有保障地出售。而农业产业化经营里初级农产品深加工后的高附加值带来的利润,农民是一点也得不到的。

　　荷兰农业给我们的启发，正是农民自己以合作社的形式联合起来，每个农户参加若干个合作社，在每个合作社里农民都是股东，都至少降低生产成本（如种子、肥料、运输合作社），更多的则可以分到利润（如乳品合作社和鲜花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民，种植、养殖能手留在自己原来的土地上干农活，成了农业大户。而另外许多农民就到合作社开办的企业里去当职工了，他们的土地就转租转让给农业大户去种植、养殖。而那些企业相对集中在交通等条件更适于生产和销售深加工产品的地方，于是小城镇建设起来了，农民也从土地上转移出去了。这两部分农民，留在土地上的,销售了初级农产品拿到销售款，再分到合作社的利润，他们增收了。离开土地去合作社企业当职工的，拿到了工资，还分到合作社的利润，他们也增收了。这里的关键是农民都是合作社的股东，都可以分到合作社终端产品的高附加值带来的利润。

　　借鉴荷兰的经验，要推动我国的农业产业化，就要帮助农民组织各种各样的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既不是上个世纪我国农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更不是人民公社。这些合作社也不光是给入社的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咨询以及与市场对接，如同一般的中介服务组织那样。这些合作社最关键的功能是保护入社农民的利益，使入社农民以合作社股东的身份在不断加长的产业链条中得到其应得的利润。

　　政府要制定政策创造环境，扶持和引导农民组织建立、健全和发展这样的合作社，促进农产品转化增值。创造条件帮助它们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创出优质品牌产品。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开辟各种各样的绿色通道，方便合作社的建立和运作，并完善服务。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农业除了生产粮食及其它农作物以外，其多功能性渐渐显现出来了。我国农村在保护环境、净化空气、保留田园景色和乡村风味、提供绿色景观和自然景观，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等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城里人热衷的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解农村等等活动，使得农业发展成集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这些活动所到之处的部分农民也因此脱贫致富了。农民的合作社建立起来，这些功能和活动也都在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之内，就会使农业的多功能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农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当然，这不是说一个合作社包罗万象，而是应该像荷兰那样，分别在不同的项目上组建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每个农民根据自己的条件、需要和愿望去分别参加一个或几个合作社，分别为一个或几个合作社按各个不同的合作社章程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分得相应的报酬和利润。

　　有学者指出，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以及两种差异甚大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也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悬殊，同时缺乏国家和社会对农民的经济补偿机制。正是针对这种现状，中央做出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性决策。而农民组建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把自己生产的初级农产品在合作社的企业里深加工成高附加值的商品，并以合作社股东身份获得利润。就像荷兰养牛的农民参加的乳品合作社，它加工生产的奶粉销售到全世界，那利润就有养牛农户的一部分。就像荷兰种花的农民种的鲜花，由鲜花拍卖市场出售，销售到全世界各地,利润丰厚得很，养花农户也是有份的。这本身就是工业反哺农业的一种方式。

　　系统化的科研推广

    高技术含量的农产品，不是荷兰哪家农业科研机构可以包揽的事，而是全国１３万户家庭农场生产出来的，这就要归功于荷兰的农业科技系统化的推广。

　　荷兰的农业技术的确先进，单产很高，而且主要不是大田作物（仅占地３０％），是畜牧业（草场占地６０％）。荷兰的产蛋鸡平均产蛋期是４２０天，每只母鸡在产蛋期平均产蛋３１５个，每个蛋平均重６１克。这样高的单产，使荷兰一年的食用蛋产量可达１００亿个，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鸡蛋出口国之一。但是如果只是出口初级产品，荷兰的农业产值不会那样高。荷兰借助于高科技，出口农业加工品，甚至出口农业技术。比如荷兰不止出口鸡蛋和肉鸡，还培育出口孵化蛋和一天雏鸡。荷兰生产出口的种畜，每年达２万多头。这样的含有技术附加值的产品，自然比初级产品价格高许多。

　　可是，这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不是荷兰哪家农业科研机构可以包揽的事，而是全国１３万户家庭农场生产出来的，这就要归功于荷兰的农业科技系统化的推广。

　　荷兰的农渔部里有农业技术推广局，全国各地有３９个农业技术推广站，每个站都有工作人员２５－３０人，他们每个人负责１５０－２００个农场。技术推广站的站长是当地的农业官员，其他都是农业技术专家。他们既是某一方面的行家里手，同时又一专多能。农民有什么问题，只要找到一个人，基本就可以解决。因为他们联系的农场也是按各自的专业对口分工的。即使这样，他们也需经常接受新技术的培训，因而对本专业的新科研成果十分熟悉。

　　农技推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把有同类问题的农民召集起来，利用他们的闲暇举办针对性很强的短训班；另一种是由技术人员登门现场指导，接受咨询。在这样的培训中，农技推广站的专家总是向农民传授最新的科研成果，教他们掌握最新的技术。这些新技术都是来自科研机构和大学，那里有５０００多名科研人员。所以，从科研、教育到推广，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纵横交错的系统。

　　农技推广服务，以往在荷兰都是免费的。近年来，机构正在改革，由半官方的农业基金会负责。它的董事会由政府和农民双方组成，农民要为接受培训和技术指导支付５％的费用，最终过渡到政府和农民各付５０％。
　　除了政府主持的这种农技推广服务，还有商业性的推广服务。这主要是作为农用物资销售企业售前售后服务的技术推广，像销售温室设备、化肥、农药的企业，常常会给农民举办相关的技术讲座，吸引农民来买他们的先进设备；在销售以后，又要办培训班，教会农民如何使用，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种技术推广。
　　如果说传统的农业生产由土地、资金、劳力三个要素构成的话，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还有第四个要素，就是知识。荷兰的农民越来越变得像一个企业家兼农艺师或畜牧师，他们不但要及时掌握农业某一领域的最新科研成果，而且必须有管理方面的基本知识，才能保证在激烈的竞争中不被挤垮。而这种知识的获取和更新，全赖有效的农业技术推广系统。

　　我国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主要农产品产量就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农产品生产国，我国现在已是世界上农产品生产量第一大国。但是，我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农产品出口额为３４．５美元，是世界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劳动力是美国农业劳动力的１００倍，而美国农产品出口额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额的４－５倍。中美两国不仅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极大，而且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人均农产品出口额差距极为悬殊，大约在４００－５００倍之间。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把我国农业由“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要实现这个转变，根本性的战略措施是提高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获取全球农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同时，提高我国广大农民使用技术的能力。目前我国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包括支持农村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事业费，以及农业研究与开发和农业技术开发、利用和普及专项支出。而目前这最后的一项农业研究与开发支出仅占ＧＤＰ不足０．１％，这显然是不足的。应该加大对农业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并真正把农业新技术推广落实到农户。

　　一元化的领导机制

    荷兰农渔部的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可免去分属各部的扯皮，不但保证了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亦可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积极性。

　　荷兰政府统管农业、畜牧业、渔业的是农渔部，这个部有工作人员１４０００名，每年的预算约１５亿美元，在荷兰政府各部中是一个大部。农渔部领导、管理荷兰农业的方式，不是具体指挥，干预农业生产活动，而是通过立法、教育、科研和土地改造等手段，从宏观上对农业进行调控，对农民改善经营生产予以扶持。

　　荷兰农渔部具体是如何对农业进行调控的呢？荷兰人多地少，政府提倡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于是，立法对放弃经营农场的农民给予补贴，对提前退休的农场经营者也给予补贴，促使一部分农民从经济上考虑将农场转让出去。结果，荷兰从事农业的人口大大减少，从１９５０年占人口的１７％减少到现在的６％以下，农场总数从１９６０年的３０多万个，减少到目前的１３万个，农场的平均规模却从７．７公顷扩大到１５公顷，奶牛拥有量从每户平均１０．４头增加到４１头，奶牛的平均年产奶量从５０年代的３８２０公斤上升到６０００公斤。尽管过去２０年里农业劳动人口减少了一半，农业产量却比原来增加了两倍。再如，荷兰现在牛奶过剩，政府就不批准新建奶牛场。为了提高农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政府只给那些获得农业学校、学院毕业文凭的农民以财政补贴，而且文凭等级不同补贴也不同，用经济手段鼓励农民提高专业和文化水平。

　　荷兰农渔部以在科研和教育及科技推广上向农民提供服务为己任，在农业的教育和科研上，他们始终坚持高投入。农业教育，从正规的各个层次的农业院校，到农民的专业培训，都由农渔部统管，农渔部每年三分之一的预算即用于农业教育，荷兰全国各类农业院校毕业生有６万人，相当于农业就业人口的五分之一。农业方面的科研，无论是农业的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由农渔部所属的大学、学院研究所、实验站承担，经费则全部由农渔部提供。农民提出的具体研究项目，农渔部也补贴一半的费用，同时，还免费向农民提供科研成果信息。农渔部在全国各地设有技术推广站，７００名技术人员专司对于新技术的推广。就连农畜渔产品的加工工业，也归农渔部负责。

　　荷兰的土地并非全部优良，从沙壤到严重的盐碱、粘土地都有，农渔部每年都要投资几亿美元用于改良土壤，现已改造了９６万公顷，还有４２万公顷正在改造。同时，农渔部用经济方法促使农民把小块的土地连接起来，改造沟渠，以便于使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

　　由于荷兰农产品的绝大部分用于出口，所以，农渔部对出口产品有严格的质量检验部门和制度，这就保证了荷兰农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始终保证自己的声誉和地位。

　　荷兰农渔部的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可免去分属各部的扯皮，不但保证了国家对农业的宏观调控，亦可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