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一个有秩序、有活力、有效率的广东保险市场，这是保险监管部门的目标,而当地财产险业人士强烈呼吁的“绿色保险”这个概念，则更加印证了建立“三有”保险市场的迫切性。
近年来，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广东财产险市场已经成为全国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之一。“有了竞争，对于刺激保险公司的产品开发、提高售后和理赔服务的水平都会有所帮助，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挖掘保险深度。”人保财险东莞分公司总经理李少清说，“但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还不够成熟，经营主体增多，不可避免也会带来一些弊端，比如说非常容易发生非理性的竞争行为。”
于是，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广东这个全国最大的财产险市场上，非理性竞争行为也成为市场上存在的一种现象。
“去年广东的车险整体亏损，除了赔偿水分大、车辆盗窃比较多等原因以外，费率低、手续费高是主要原因。”某财险公司一位人士介绍说，“广东的车险费率是全国最低的，虽然去年价格表面上有所上升，但上升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亏损的幅度。”
据知情人透露，虽然近几年来广东的企财险略有赢利，但费率一直都在走低，最低能达到万分之几。“现在要想像前几年那样能很轻松地拿到一份千分之几的保单，根本就不可能，竞争太激烈了。”
“费率越来越低不是一个科学的发展，属于明显的价格战。”广东保监局财产保险监管处处长刘云海说。
而这种不科学发展的后果，就是限制了整个行业更好地发展。去年，广东的产险保费是１００．９１亿元，同比增长了１５．５％，从而也使广东省成为全国首个财产险保费突破百亿元的省份。但广东保监局副局长黄洪在今年年初的全省保险工作会议上却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不搞恶性竞争，产险保费应在１６０亿元左右，增长速度应为４０％，大大高于全国水平。但就是因为恶性竞争，全省的产险保费损失了５９个亿。
他认为，恶性竞争是一种为眼前利益而破坏性地开发保险资源的行为，极易造成浪费和损失。而保险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能重复使用的，浪费了以后想再修复就很难，比如１０００万的企业财产险如果半价卖给某企业，不但第一年亏损了，第二年想再把价格正常化也困难。
“所以，我们必须呼吁整个行业要有‘绿色保险’意识，不能为了短期利益而污染整个行业的生存环境。”华安保险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罗峰说，“如果我们再走别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那将来付出的成本要比现在的短期收益更大。”
如果用事实来证明的话，罗峰的话不无道理。
以我国台湾保险市场为例，到去年６月的时候，台湾地区共有５６家保险公司，在新保险公司不断涌现的过程中，价格竞争激烈，非车险业务费率下降过大，因而在国际再保险市场遭到冷遇而无法分保，最终使得许多企业的保单无法续约。而即使完成了再保险安排，费率也比过去暴涨了２倍以上。国际再保公司要求台湾的财险公司提高自留比重，主要是因为其相互之间杀价太严重，根本不重视核保质量，往往连基本的危险保费都不足。在目前台湾保险业发展面临的五项危机中，恶性竞争就首当其冲。
某保险公司总经理认为，为了保护整个行业的生存利益，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市场非理性行为的监管，“尤其是对新公司的领导班子和新公司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
而在今年年初，黄洪就表示，广东保监局今年将重点对恶性竞争等行为进行整治，对于保险公司的高管人员，广东保监局将建立一套不良记录电子档案。对于保险机构，将其经营情况分为好、中、差三等，分别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对评定为“中”的公司实行限制性措施，对评定为“差”的公司实行禁止性措施，等等。
但广东保监局副局长袁序成认为，市场上非理性竞争行为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加强监管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整个行业的共同努力。
“如果各家总公司的考核指标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利润的话，那么大家相对来说就会理性很多。一旦理性了，市场就会自动调节，尤其是在广东这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佛山某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说，“但现在对基层公司来说，既要有规模，又要有利润，这种平衡太难掌握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只能先保规模了。毕竟有了规模，基层公司才会有费用生存下去。”
广东保监局财产监管处处长刘云海认为，市场上之所以屡屡出现非理性行为，就在于目前不少保险公司对企业的运作和赢利的控制还不成熟，经营意识和效益观念还不是很强，对于基层公司的管控和考核还不到位，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基层公司为了保费而采用各种手段擅自降低费率的现象出现。“所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对基层公司的管控制度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而广州某保险公司的总经理则认为，目前不少保险公司的战略和战术是“两张皮”，战略上讲得都很远大，但战术上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因为价格战这种方法非常见效，所以也就不管这种战术是否真的符合战略的需要了。这是各家公司都面临的主要问题，没有对自己的内部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
“如果真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市场退出机制，那么我们这个市场就会慢慢成熟起来了。”袁序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