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盛夏，一场罕见的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袭击了养猪大省四川。截至8月3日，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206例，死亡38例，这是继“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内发生的又一次重大事件。对这次疫情的处理，显现政府在“非典”之后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能力有了提高，但仍暴露出农村卫生防疫工作的脆弱和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
   
    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搅乱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时至今日，那段日子仍让国人刻骨铭心。两年之后，又有一种叫做猪链球菌的病毒悄无声息地侵入了国人的生活。这种病毒虽然不像“非典”那样来势汹汹，但是却与“非典”同样让人提心吊胆， “非典”的食用传播途径是果子狸等不易吃到的野味，而猪链球菌的食用传播途径却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猪肉！
    四川突发蹊跷疾疫

    2005年7月9日下午3时多，46岁的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周祠村村民吴代勋像往常一样睡完午觉正要下床，突然感觉头昏眼花、四肢无力，走起路来身体“飘乎乎”的，他没有在意，以为是小感冒，就去村里的诊所打了几瓶吊针，不料病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反而加重了，吴代勋的兄弟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把他送到了资阳市第三医院。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在资阳市的第一、第二、第三医院里，陆续收治了不少与吴代勋有相同症状的病人，发病初期均出现高热、乏力，伴随恶心、呕吐，后出现皮下淤血、休克等症状。

    在随后的几天里，坏消息不断地从资阳市各个医院里传出来：不断有与吴代勋相同症状的病人被送了进来，不断有病人病情加重的消息，不断有传言说有不少病人因为这些症状死亡，死得最快的从发病到死亡只有短短的19个小时！而更坏的消息在随后的几天里又从与资阳相近的内江市传了过来：在内江市也发现了与资阳“怪病”相同症状的患者！

    突如其来的“怪病”让2000年才刚刚设立的资阳市陷入了恐慌， 阴影在“非典”之后又开始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新闻媒体开始频频造访这个紧邻成都、号称西部车城的新兴城市，希望从这里找到爆炸性的新闻线索，“怪病”那神秘的面纱也随之被慢慢地揭开。

    “怪病”与死猪有关

    吴代勋在回忆自己的发病过程时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7月8日的早晨，他弟弟吴代彬家的一头肥猪忽然死掉了，便喊他去帮着“刨”猪，当时他的手上有一处结了痂的小伤口， “刨”猪时在热水里泡了一下，把痂给弄掉了，当时他并没有在意，没想到第二天就得了“怪病”。资阳市雁江区临江镇红碑村的张云华也是在7月14日那天把家里一头70多斤的病死猪“刨”了后不久就发了病。众多的患者在回忆患病的过程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两个字：死猪。

    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怪病”与死猪有关。

    资阳市是四川省乃至全国的生猪生产大市， 1999年曾出栏生猪372万头。在当地农村，家家户户都有养殖生猪的传统。养殖农户对于病死或者猝死的生猪一般都舍不得掩埋，而是把它们处理后吃掉或者卖掉。此次“怪病”发生期间，资阳市死猪的数量骤增，而发病的病人都曾经参与过“刨”死猪或者吃死猪肉。

    “非典”病毒不会通过生猪传播，再加上没有发现人传染人的病例，症状也不大相同，初步排除了此次疫情是“非典”的可能，资阳人开始松了一口气，但是更大的疑团随之而来：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种“怪病”的发生，会不会比“非典”更加严重？

    原是猪链球菌作怪

    “怪病”发生后，资阳市和四川省立即采取了控制措施，组织医疗力量，全力以赴救治，尽最大努力减少死亡人数。卫生部和农业部在接到疫情报告后，也及时派出联合专家组，在四川协助开展医疗救治、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疫情控制处理工作。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病例呈分散的地域分布，相互间无明显流行病学联系；没有证据表明该病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再加上“怪病”的患者普遍都与死猪有过接触以及病人的种种症状，专家组初步判断，此次“怪病”是由一种叫做“猪链球菌”的病毒引起的。

    猪链球菌病属国家规定的二类动物疫病，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链球菌分布广泛，常存在于健康的哺乳动物和人体内。在动物机体抵抗力降低和外部环境变化诱导下，会引起动物和人发病。猪链球菌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被首次鉴定出来，法国、丹麦、美国、加拿大等国都出现过感染病例，但疫情不严重。

    此后对病死猪以及病死的人进行的病理检测证实了专家们的猜想，正是猪链球菌导致了此次“怪病”的发生。资阳众多的“怪病”患者在看到自己家的猪病死或者猝死以后，将它们处理后吃掉或者卖掉，殊不知这些猪已经患上了猪链球菌病，在他们处理死猪的过程中，病毒已经悄悄地侵入了他们的身体，“怪病”也终于发生了。

    政府公共应急能力有所提高

    资阳及内江两地“怪病”的发生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资阳市和内江市政府立即组织了卫生和农业部门联合对疫情发生地进行了消毒检疫与疫情治理工作，他们还及时把疫病的相关情况通报给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政府也派出了专家赶往两地，帮助当地阻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两地的疫情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对“怪病”事件亲自作出批示，卫生部、农业部、国家疾控中心快速反应，及时派出领导和专家赶赴资阳等地指导帮助四川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卫生部也开始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系统，综合利用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系统、医疗救治系统、卫生执法监督信息系统的信息和资源，为决策和指挥提供服务。

    从6月底资阳发现第一例猪链球菌病开始到现在，各级政府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方面的作为很明显地比防治“非典”时期要有所加强，他们组织专家对疫情进行定性确诊，在短短的几天内就查清了致病源为猪链球菌二型，确定了疫情的防治方法，紧急生产猪链球菌二型疫苗，在疫区广泛开展了疫病宣传工作，切断了疫区疫情向外扩散的途径。

    对于此次疫情公共应急的铁腕处理，从两个简单的人事处理便可见一斑：资阳市雁江区东峰镇党委书记魏贵成和驻白景村的副镇长杨开明因为宣传不及时、工作不到位而导致白景村五组村民陈士安洗切病死猪肉染病住进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最终丢掉了乌纱帽。

    资阳人不再“刨”死猪吃死猪肉了，大部分死猪被掩埋在了地下，这样致病源被有效地切断了，疫情也得到了初步的控制。

    对于四川猪链球菌病事件的适当处理，凸显出“非典”后政府公共应急能力有所提高。
 
    疫情有所扩散，“生猪”经济遭沉重打击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治疫情的扩散，但是在资阳以及内江以外还是发现了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的病例，7月27日至29日，除资阳市和内江市外，还在成都市发现了12例、自贡市发现8例、遂宁市3例、泸州市1例、绵阳市1例，病例分布在7个市的23个县(市、区)、91个乡镇(街道)及155个村(居委会)。

    截至8月3日12时，四川省累计报告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206例，其中实验室确诊43例，临床诊断122例，疑似41例。这些病例中，治愈出院26例，病危18例，死亡38例。 

    除了死亡与伤痛，四川还蒙受了经济上的巨大损失，因为害怕疫情的扩散，当地群众已经不敢购买、食用猪肉；部分地区的生猪及猪肉价格下跌、销量锐减，各个省市也几乎都加强了对生猪和猪肉市场的管理，对于来自四川的生猪和猪肉更是谈之色变，重庆市甚至水陆空全面封杀疫区生猪，广州市也封存了数吨来自四川的猪肉。

    就连一些大型畜产品加工企业也未能幸免，以生猪饲养、屠宰、加工、冷藏、熟食品销售为一体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四川四海集团，仅在香港的销售损失一项就达到了几百万元，一向是四川的骄傲的“生猪”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

    防疫工作仍然不可放松

    目前，猪链球菌病在四川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自8月3日后，四川省已没有新发病病例。卫生部宣布，从8月9日起停止每日向社会通报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疫情，如再有零散人感染猪链球菌病病例，将由当地卫生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布。但是专家提醒说，防疫工作仍然不能放松。

    来自《瞭望东方周刊》的消息称，卫生部专家组成员、临床专家组组长陈志海通过对近期疫情的发生和发展情况分析认为，“人-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发生有两个阶段，一是猪发生“猪链球菌病”疫情而犯病和死亡；二是人通过私自宰杀、加工感染猪链球菌的病、死猪，而患上“人-猪链球菌病”。另外，从“人-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发病人群看，均有直接接触感染猪链球菌病、死猪的历史。值得注意的是，从普遍意义上讲，在当前夏季高温的情况下，病、死猪在各地农村并不少见，宰杀病、死猪的行为也并非仅在四川现有疫区存在，在其他地区肯定也存在，这就为“人-猪链球菌病”疫情的发生提供了可能。

    而卫生部专家组组长、中国CDC疾病预防控制与应急处理办公室主任杨维中则提醒说，“四川是个养猪大省，猪的密度高，要严防不法分子贩运病死猪，从中谋利。”

    专家还建议，应大力推广资阳市现有经验，将其防治方法及控制措施应用于省内其他疫区、非疫区，以及省外条件类似的省、市，以便从根本上及时发现并控制疫情。
   
   

图：徐霄
   
   
   
    拷问一：
    农村防疫部门哪里去了？
   
    农民吴代勋无疑是幸运的，他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他的38个农民兄弟却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还有18人在病床上苦苦挣扎，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种叫做猪链球菌的病毒。
    其实只要尽人力，天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猪链球菌是病毒，是天灾，然而面对此次天灾，我们的人力却并没有尽到，导致了悲剧最终发生。农村的卫生防疫部门本该承担起为农民的健康提供保障的职责，然而在这次四川爆发猪链球菌病的过程中，防疫工作在广大农村地区的薄弱程度却充分暴露了出来。

    自6月24日疫情发生以来，当地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控制措施，对防止疫情的扩散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相关部门仍然不能逃避失职的责任：为什么当地农村卫生防疫会如此脆弱？为什么那么多的病死猪肉，会在检疫部门的管理之外，成了农民的盘中餐、口中食？在农村卫生防疫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许多监管死角？是否存在应急反应效率和能力不足的问题？试问，如果卫生防疫部门能够在疫情发生前发现苗头而及时地给广大农民以预警，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么大面积的人员感染甚至伤亡？

    《动物防疫法》规定，“国家对严重危害养殖业生产和人体健康的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对于“对人畜危害严重”的动物疫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扑杀、销毁等强制性控制、扑灭措施”。然而就是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简阳市清风乡畜牧组检疫员潘定刚在对芦葭镇余良贩运的5头生猪进行检疫时，居然把自己应承担的给免疫生猪佩戴耳标的职责交给了畜主自己进行，而自己则坐到驾驶室里开具相关的检疫票据！

    在不少的地方，农村的防疫部门成为了创收部门，根本就没有起到防疫的作用，甚至还会见利忘义，牺牲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农村防疫部门在疫情发生之前为什么毫无作为？为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到疫情发生的前兆？这是在本次事件中的第一重思考。
   
   
   
   
    拷问二：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何时才能建立？
   
    大病当小病医，小病挺挺就过去，这是在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四川资阳这次发生的疫情，把农民的这种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多数患者在发病初期都只是把它当作感冒来治，大多是在村里的诊所里开一些便宜药吃吃就以为能挺过去，最终耽误了治疗时间，等送到医院的时候，一些人基本上已经没有治愈的可能了。

    农民的这种心态固然有自身认识上狭隘的原因，但最终决定这种观念的还是农民经济上的窘迫让他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日益虚高的医疗价格。要解决农民经济上的困难尚待时日，而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可以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农民的“看病难”问题，这个问题早就被众多的学者提了出来，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今天，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农民看病依然要花不少的钱，依然是要“大病当小病医，小病挺挺就过去”。
 
    更让人揪心的是那死去的38个农民的家庭，这些农民大多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的离去意味着家里经济来源的断绝，他们的家属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这本来是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目前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让这些家属们只能自我消化亲人离去后精神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到何时才能建立？这是本次事件留给我们的第二重思考。

    死者长已矣，生者当警醒。四川发生的这次猪链球菌病是继“非典”之后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内发生的又一次重大的事件，如何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事件，将人员与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如何实施有效的救济措施，是值得众多部门去好好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