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年我从事保险业就整整40足年了。”何静芝向记者竖起四根指头，眼中充满了自豪。年届66岁的何静芝，现任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会长、上海市保险学会会长、中保康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被业内尊称为“大姐大”。在《世界经理人周刊》和华尔街电讯网站联合20家主流财经媒体举办的2005年“中国100位最受尊敬女经理人” 评选中，何静芝位列其间。

　　在何静芝从业的40年里，中国保险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而何静芝的经历正是中国保险业的一个缩影。

　　向富有经验外资公司偷师

　　1979年后的11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作出了“逐步恢复中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后，停办20年后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重新召开。从那时起，何静芝开始正式进入保险市场。

　　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当年3月保险业的一次会上说，“我们得让外资进来，带着他们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当然你得让人家进来后有钱赚，有甜头，人家才会来。”同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与此同时，50岁的何静芝升任老人保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友邦的回归无疑标志着中国保险市场开始对外开放。至此之后直到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内地全面对外资开放保险业，中国保险市场迅速扩大，市场主体迅速增加。

　　同年11月，友邦保险培训的第一代寿险代理人上街展业。这一代理人制度，引发了营销理念的剧烈变革，寿险代理人制度迅速为国内寿险业所采用。

　　“我想搞试点，但是当时友邦代理人获得的是40%的佣金，而国有保险公司的佣金上限是4.5%。”仅仅是这一条，她就无法向总公司申请到试点。何静芝只能组织几十位从厂长经理岗位退下来的优秀人才进行小范围的试点，向友邦“偷师学艺”。而时任友邦上海的总经理徐正广也给他们打开方便之门。何静芝和他们营销员们常常去友邦公司里学习、拜访，时不时地还“偷偷”地混在友邦营销员之中蹭课听，交流如何向当时保险意识并不强的老百姓推销保险。

　　一份书面文字递交给前总书记

　　友邦保险的登陆让何静芝看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差距。1993年，刚刚出任人大代表的何静芝正在开团会，江总书记来到会议现场听取大家的谈话，何静芝写了一份书面文字递交给了总书记，在这份报告中，何静芝大胆的提出，“寿险开放只能采取合资形式，因为中国人的养老钱不能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

　　此时，距离《保险法》的颁布不足两年。1995年6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并于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虽然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何静芝的这份报告在其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但是结果是，此后至今，监管层再没有批出一张独资寿险牌照。

　　这次的一举成名使何静芝成为了影响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历史性人物之一。她的这一想法代表着当时一种普遍的心态，用她自己话说就是“担心国内的保险行业竞争不过外国的保险公司。”对于何静芝来说，寿险合资的成行或许是具有偶然性的，但是私下里，她也感受到了这一过程的必然。“保险本质上还是人的保险，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外资在中国市场必须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在这一方面，过去的十多年已经证明了中资保险公司的学习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好，而外资保险也并非我们所想象的洪水猛兽。”

　　利差损风波教训深刻

　　从1996年到1999年，央行连续7次降息，其中尤以1997年6月与1999年6月10日两次下调的幅度最大。由于当时保监会尚未成立，保险公司预定利率较少调整，各险种虽然不尽相同，但在1997年底之前一直都为央行给定的8%。1997年底，央行将利率调整到4～6.5%的范围之内，这也是数年内保险业唯一一次调整预定利率。而于此同时，银行利率一降再降，导致保单预定利率高于银行利率，使得当时主要将保费存放在银行或购买国债的保险公司来说，利差损大大增加。

　　“1997年10月23日那次降息幅度最大。”何静芝面对降息后业务员的“抢单”，并且可能带来的不必要的利差倒挂显得忧心忡忡。当时看准高利率保单的老百姓每天在公司门口排队，简直是蜂拥在最后几天来抢着投保，到了下班时间，成群的老百姓还是不肯散去，公司的铁链门根本关都关不上。

　　何静芝最担忧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只是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不具有最终决策权，于是我向总公司请示是否要停掉高利率保单的销售，但是没有得到回复。4天后，也就是27日，我出差的前一天，下了决心不管结果如何，要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停止高利率保单的销售，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临走前，我匆匆地交待了业管部负责人，要求地方险种全部停，怎么停，你们自己研究。”甚至是在现在，何静芝谈起当时的情景都犹有惋惜。“最后我们还是多做了三四天的高利率保单业务。”

　　直到何静芝停止上海高利率保单销售的3个月后，大家才冷静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