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每年春节前，深圳市都会掀起一股农民工退保潮。2007年深圳共有493.97万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而退保的人数竟然高达83万人。（2月2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 农民工退保是一种无奈选择。表面上看，是因为养老保险属于“地方粮票”，无法在全国“通存通兑”，而其背后的实质问题，则正如中国社 科院研究所研究员唐钧所说，是“地方利益”在作怪。深圳市2007年退保87万人，即使按最低工资800元计算，企业每年为每个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也接近1000元，即使每个退保人平均只交了一年保险，也意味着一年里退保人就把8亿多元贡献给了地方社保。 深圳如此，全国其他地方也大致如此。地方政府对农民工退保大开绿灯，积极性很高，而对于养老保险转接，则有抵触意识，设定了很高的门槛。出现这样的问题，与养老保险的“地方统筹”政策不无关系，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养老保险制度明显不适应我国人口频繁流动的社会现实。 我国人口频繁流动始于上世纪80年代，而养老保险“地方统筹”政策的依据———《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是1999年制定发布的。这个时候，人口频繁流动早已是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而此时出台的法规却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现实，仍秉承着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致使建立在这部法规基础上的养老保险“地方统筹”政策，从一开始实施就遭遇尴尬。由农民工参保的尴尬，我想到了农民工子女进城入学问题。我们尊重农民工，让他们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子女也可以到城市中小学上学了，很多地方政府把农民工子女上学纳入到了城市教育规划之中（如同将农民工纳入养老保险体系）。可是，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学是没问题的，但要想在城里参加中考、高考就绝对不行了，以至于其中的一些孩子最后无处参加高考。农民工是流动的，他们的子女也是流动的，可我们的相关政策却与这种社会现实明显不适应，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仍处于“不适应”状态。 　人口频繁流动是我国当下最大的社会现实之一，可我们有多少政策滞后于这一现实，不能适应这一现实？几亿农民工是崛起中的社 会利益群体，这也是我国当下最大的社会现实之一，他们的“利益”问题解决不好，社会矛盾就无从根本化解，就会影响社会和谐，最终影响其他群体的利益，对此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