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关系3亿城镇职工切身利益的延迟退休改革，最近有了新的进展。在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李忠表示，目前延迟退休政策在研究设计过程中，经过一些必要程序之后会把方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

　　许多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趋势，实行一定的延迟退休政策是必然趋势。也许是为了鼓励公众讨论，7月25日人社部在其网站上专门介绍了一些专家意见，其中一些很吸引眼球。例如，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建议，延迟退休应采取“女先男后”的政策取向，先从低龄退休的女性开始，而男性与到60岁才退休的女性先不延迟；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延迟退休从立法到开始实行，有一定过渡期，即使真正实行后也采用小步慢跑策略，不是一步到位。

　　这些专家意见都严肃中肯，有利于审慎理性的政策讨论。随着中国医疗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在新的更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的确可以考虑对退休年龄进行适当的调整。这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现实挑战：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平均每个劳动者需要支持的老年人数增多，适当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压力。理论上，因环境变化和正当需求而调整公共政策，只要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经过充分的讨论，的确无可厚非。

　　如金维刚所说，目前中国职工的真实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在国际上偏低，如果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社会财富。目前中国的制度是男性60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是55岁。男女退休年龄相差较大，跨国比较来看比较特殊。在此情况下，“女先男后”可以缩小这样的差距，这是对有缺陷制度的修正。此外，如果延迟退休渐进实施，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可能也不会很明显，因为他们偏好的就业岗位与即将退休者会存在一定差异。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实证研究表明两类岗位的确存在比较强的替代性，延迟退休就必须慎之又慎。同理，从更大的方面而言，实行延迟退休将对就业、职工退休后利益、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基于数据与调研进行专业分析，而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拍脑袋决策。这些专业分析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认真征询民众意见，这是政策出炉的必要前提。

　　也要看到，一项整体上合理的政策，对于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压力，比如临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因为老年人接受新技能、适应新工作环境的能力通常较差，所以新政策可能使他们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这就需要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同时，发达国家实行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工作的体力要求很小，劳动者的身体耗损速率较低，而中国必须考虑到蓝领工人很多这一现实。所以，是采取一刀切式的普遍延迟退休，还是针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具体情况，采取分类延迟退休的做法，还得仔细斟酌。即使对同一类劳动者，也可以实行灵活性的因人而异的激励机制，以提高老年劳动者对改革的认同度。

　　一些学者以发达国家的做法作为改革依据。的确，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也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通常而言也更加公平高效。所以，对中国的情况，还要综合评估，是否各项条件已与发达国家接近，如果差距仍然较大，还是更宜靠近发展中国家标准，再图渐进地靠近发达国家标准。

　　最后，延迟退休是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一项选择，但对其效果也不应估计过高。我们更应重视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财政、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重视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高技能劳动者比例，延迟退休才能有更宽松的人力资源条件与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