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在被迫做出重大决策时，如果没有十分把握或者问题本身非常棘手而复杂的话，往往会推出上帝作为最后责任人，他们会说“以主的名义”。也就是说，这个决定是否正确，决策者本身并无多大把握。他们只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直觉，相信这个决定是符合基督教教义的，站在“主”所支持的正义和人道的一边的。

　　同样棘手的难题拿到中国股市，在没有上帝提供道义援助的情况下，我们的决策似乎更加趋向于从“主力”的利益得失出发去考虑问题。最近，中国政府为了繁荣股市，推出了几项颇有影响的政策，其中包括：中央汇金公司决定对有困难的券商注资，允许基金公司抵押股票进行融资。

　　我曾经激烈地反对向券商注资，因为券商今天的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而且中央汇金公司不同于财政部，其本身并不拥有任何资产，所以汇金公司向券商注资的资金只可能有一种来源：新增货币发行。这样的做法虽然在会计账目上消除了券商的亏损，却将导致更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让全国人民的财富缩水。如果这样的做法能够促使券商从此走上自我发展的良性道路，这些代价也许是值得的。但是，大多数券商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都没有重大的改变。中央银行的反复注资并不能帮助券商改善业务，提高管理水平。有人说这样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观点是极端错误的。

　　在中国的股市上，不仅券商患有“政府依赖症”，全体上市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中国股市在创立之初就定位为：为困难的国有企业融资。当时上市的名额往往被各地政府的主管部门刻意地分配给特别困难的国有企业，通过仓促的包装之后就拿到市场上圈钱。这样的故事直到今天仍然在上演，越是那些资金效率差的企业，越能够得到更多的照顾，优先获得融资的便利。这样的结果是许多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越来越感到融资困难，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来继续维持生产。

　　因为市场上的资金被用来优先支持那些困难的企业，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来越差，我们无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增长，而只能通过放松信贷的方式来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的做法既不利于在经济领域构建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

　　为了实现某一个目标而刻意地违背市场规律的结果是，我们不得不为弥补前一个错误而继续犯同样的错误。真正导致中国股市连续多年下跌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缺乏一个正确的激励机制。这个机制应该鼓励上市公司去提高效率，摆脱“政府依赖症”。而我国的股市却始终没有这样的激励机制，所有的人都认为政府最后会来救市，救券商，救上市公司，救中小股民。导致中国股市的对风险低估，并忽略企业的预期收益。

　　我们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为什么没有体现为股市的大牛行情？大牛行情从根本上讲，来自于企业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市场原先无法预计的新生产力。我国股市这几年并没有培育出行业领先的技术进步的龙头企业。我们所谓的龙头企业，都是利用规模扩大而形成的优势企业，无论是宝钢还是中石化都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真的到了必须进行彻底改革股市机制的时候了，而首当其冲的前提就是政府停止用纳税人的钱去拯救那些懒得进步的劣势企业。只有建立了高效的激励机制，才有高效的资金运用，才有蓬勃发展的大牛市。我希望尽快出现一批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才应该是中国股市未来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