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孙祁祥教授目前主要研究的课题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战略、国际保险市场的比较研究、金融一体化等。孙祁祥教授1996年撰写的《保险学》被国家教委定为全国高校推荐用书，至今已再版10次，2002年又被评选为国家“十五”规划教材。孙祁祥担任过北京大学重点课题“中国保险业：矛盾、挑战与对策”的总负责人，还是中国保监会重点课题“中国保险业中期(5年)规划”的总负责人之一，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制度变迁与我国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研究”。

　　最近，本刊记者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保险业的创新与发展问题采访了孙祁祥教授。

　　创新：老问题的新问题
　　记者：很长时间里，保险界在谈论着创新与发展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研究，我们想请您就此发表一下看法。您曾经谈到，创新不是新问题的新问题，为什么呢?
　　孙祁祥：发达国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金融创新的浪潮。从消费需求来看，人们对保险的要求越来越高，保险公司只有创新才能满足这些需求。从供给方面看，保险公司历来追求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有序经营的原则，这本身要求不断创新。竞争(competition)、变化(change)、消费者主权(consumer)，也就是所说的3C使得保险创新在发达国家早已不是什么问题。
　　中国是转型经济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发展阶段不一样，发展任务也不一样。应当说，目前中国保险业尚游离于世界大家庭之外，但是游离的时间不能够太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正在逐渐扮演起国际经济大家庭重要—员的角色。形势逼着我们要加快仓惭的进程。十年前友邦保险公司落户上海，中国保险业引入了个人营销制度，此后各公司都注重创新产品的推出，车险费率也进行了改革等，但真正大规模的创新还是最近的事情。
　　应当看到，中国保险业的创新有后发优势，是在发达国家全面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的，学习研发成本低，许多东西可以直接拿来。人们常说，平安保险公司14年的历史，就是求变求新的历史，他们声称，可以挑战AIG。平安的许多产品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经营理念、体制、机制方面创造了“平安模式”，这对中国保险业创新很有示范作用。
　　记者：您一直都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积极作用是非常大的，并著书立说，为此做了大量的舆论工作，请具体谈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契机与机遇?
　　孙祁祥：加人世界贸易组织，给我们带来许多契机。例如，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外国企业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等来提升自己的水平。但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在于竞争主体的增加和公平竞争市场规则的引入，使得参与“游戏”的各个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都要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最根本的变化是建立“竞争主体参与、竞争规则公正、竞争过程透明、竞争结果有效”的市场环境。不论是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还是“透明度”原则，不论是取消地域、险种限制，还是取消法定分保，都是在试图消除各种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当然，抓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给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机遇，还需要我们切切实实去干事，去改革，去争取。
　　记者：人们很希望能够从理论上认识保险创新的问题，请您谈谈保险业应当着重在哪些方面进行创新?
　　孙祁祥：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保险领域里，创新包括经营观念创新、组织机构创新、产品创新、展业方式创新、服务创新、风险管理方式创新。
　　观念创新最为重要，这需要不断碰撞。比如说上海花旗银行收费的事情，这在外资银行业务中司空见惯，却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前几年，推行800免费电话时，也是外资公司开的头，几年的时间，免费电话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保险业的许多新产品都是超出了保险本身，向着人们生活的深度广度去延伸，如平安保险的100元买断一年航空保险，就是一个险种的创新。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推出老年人的人身保险，将65岁延长到80岁，原来被各保险公司排斥的老年人易得的骨折等疾病也投保有门，结果一天就有1万多人咨询投保。事实就是这样，谁创造新概念，谁就会引领新生活从而获得新利润。组织机构的创新有个人理财机构、自保公司、非相互化、相互持股公司等形式。展业方式创新有中介(代理、经纪)、银行代理销售、电话直销、网上销售等。服务创新更是天地广阔，例如一站式服务等。风险管理方式的创新，如风险证券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方兴未艾。通过将风险证券化，保险公司以及再保险公司将面临的巨大风险直接转移到了资本市场上，资本市场上因此出现了巨灾债券、巨灾互换、行业损失担保、应急资本、寿险风险证券等新产品。
　　竞争：最终是自我超越
　　记者：每个公司都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整体，它们的一个险种，一个做法都蕴涵着很深的文化理念，价值趋向。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在低层次模仿，一窝蜂地追逐着某个做法，势必会有碍于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要想提升中国保险业的整体水平，每个保险公司都面临着您所说的自我超越的问题，请您具体谈一下。　孙祁祥：自我超越是一个直面自己、自己与自己较劲的过程。不盲目，不跟风，有时会很痛苦。中资保险公司经营词典上应当被反复强调的词汇是：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获利能力，变现能力，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这些看上去简单的词汇，反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营目的。桥牌规则一敲三先规则，业务的质量—业务的数量，生产经营的不断创新—单纯的模仿，利润的增长—保费的增长，自我超越就要做前者，而不是硬抱着已经证明行不通的后者不放。
　　美国盖洛普咨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唐纳德·克利夫顿博士最近谈到中国保险企业的发展时说，从人本管理方面看，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工业时代，第二个阶段就是重组，第三个阶段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真正的生产力都是在人的头脑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服务就是生产力，这也是知识经济的优势。从盖洛普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企业最终致胜的关键不在于它的硬件投资，而在于它的软件管理，即服务、产品、人才的管理。服务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为客户服务，指用户的满意度，再一个是企业内部员工的管理，员工的忠诚度。按照盖洛普的路径，企业的发展有赖于忠实客户的扩大，忠实客户的扩大有赖于敬业的员工，所以要着力提高员工的忠诚度。员工的忠诚度越高，服务做得越好，企业的竞争力越强。一个生产力在人们头脑当中的时代，自我超越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不管你愿意与否。
　　记者：您曾经多次谈到保险业的人才问题，而最近友邦北京分公司开业时，其董事长一再表明不聘用有营销经验者，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孙祁祥：保险人才缺乏，是世界性的问题，非中国独有。在近年我所参加的世界保险学会的年会上，人才问题始终是最热门的研讨题目。人才问题对中国保险业来说更加严峻，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是保险专业人才短缺是不争的事实，一是已有的人才未能发挥其作用，用其所短，这样就使得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更为突出。外资保险公司的品牌、薪酬制、培训制等使得“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这会出现两种情况：已在中资公司工作的专业人才流向外企，新加盟保险业的人才首选外企。
　　刚才我们谈到了自我超越，友邦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公司。翻开友邦的招聘档案，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出新。如上海分公司需要招聘人力资源管理的员工，言明要28岁以上的有经验者，而我们中资保险公司一说到招聘，往往会强调须在某某年龄之下，一切从实际出发。利润最大化、投入最小化、永续进步是外资公司始终不忘的尺度，他们不去赶什么时髦，不去搞一刀切的东西。友邦坚持不要别的公司的营销员，自己培养新人。我认为这固然因为友邦重视社会形象，不去背负挖人的名声，但主要的是友邦有一整套培养营销员的体系，他们要用友邦的价值观念去影响员工，而不去做夹生饭。对于自身的营销队伍，友邦倡导无形资产的积累，包括供职年限、对公司的忠诚度。年限越长越受到尊重。友邦在香港有一位服务35年的营销大师，年年受到AIG董事长博格的嘉奖，其弟子数千人，另一家外资保险公司想用3亿港元的股份请他加盟，他断然谢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真正的人才，友邦会不惜代价留住的。
　　诚信：保险业的生命
　　记者：诚信是一切企业的生命，而保险业要格外重视诚信，请您从保险企业的性质谈一谈这个问题。
　　孙祁祥：保险业与制造业的行业特性有很大差别。从时间上来说，制造业的产品比保险产品周期短得多。消费者买到一个产品以后，制造商经营得好与坏几乎可以不管，而保险经营的是风险，寿险往往会陪伴人的一生，有的家庭世世代代都在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所以保险公司经营情况与客户息息相关。从另一角度讲，保险企业一旦失去了客户，就意味着永久地失去。
　　人们追逐银行证券产品的意识要比追逐保险产品的意识强得多。我国的银行从未中断过，保险1959年到1980年停了21年，这一下子被世界保险市场落下很远。证券市场虽然也是改革的产物，但是股票市场的浪涌风险很大程度上与投资者自己的选择相关，即便是决策失误，投资者也不会怪罪证券公司。如果钱是一定的，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存到银行或者买股票债券，不会轻易地投到保险上。产生下列相差悬殊的数字不足为奇：8万亿元储蓄—2000亿元保费，20万亿元银行资产—5000亿元保险资产，14000元城市人均储蓄—200多元人均保费。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也就是自然经济社会，这与保险市场发达的国家所处的工业化社会刚好形成对比。我们讲的是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保险理念格格不入。自然经济社会重实物，轻货币，而工业社会则相反。自然经济社会重亲情，轻契约，工业社会则相反。自然经济社会的人们束缚在方圆很小的地方，讲究亲缘血缘关系。工业社会因为要找市场，需不断迁徙，陌生人相遇合作，如何相互了解其信誉、历史?因此，工业社会格外重视合同。农业社会重近期，轻长远，讲眼前，讲一年的事情，眼界节奏与自然年景相一致，工业社会以产品为周期。工业社会的货币性、契约性、长期性非常符合保单的性质，保单是书写的合同，本身就是契约。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与现代保险形成强烈的冲突。有学者总结道：中国的家庭关系是反馈型模式——父母养育儿女是为了将来的回报。贫富在天，富贵由命，家庭养老的模式与保险形成了天然的冲突，保险是积极防范风险的手段。要中国老百姓接受这样的学说是很困难的。另外，中国文化传统最忌讳谈什么风险，认为是不吉利的，而保险就是一门风险的学问，这又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冲突。
　　经济学的供求关系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用供求视角来分析保险，会出现一个盲区：在我国13亿人当中，城市人口只有4．6亿，9亿多的农村人口比城里人更需要保险。但是，越是有保险需求的人群，保险公司供给的驱动力越低，保险公司愿意追随的又是具有一定抗风险能力者，需求没有那么迫切。这些都说明保险的诚信、保险公司自身的信誉度比什么都重要，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保险业的高度重视。
　　挑战：惰性与惯性
　　记者：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半年多时间，一些当时只是预测的问题，现在已经见出眉目，请谈谈中国保险业在哪些方面还不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孙祁祥：体制惰性与思维惯性构成对中资保险的最大挑战。中国政府承诺的实质在于，将有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在共同的游戏规则下共同在中国保险市场上竞争。竞争无疑将比以往更为激烈。友邦北京分公司开业，说明我们比承诺的时间表大大提前了。现在仍有一百多家外资公司提出营业申请。从客观原因来看，中国保险业发展的时间短，因此，企业的体制、资金实力、管理经验、技术水平、专业人才与外资保险公司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然而，由于过去20年中国保险业的发展采取了“数量扩张型”的发展战略：重规模、轻效益，重展业、轻管理，重短期扩张、轻长远发展。保费高速增长的同时产生了一些非常突出的问题。例如，人均生产力水平低，经营成本高；企业风险增大，偿付能力不足；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保险专业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不足；消费者对保险产生许多不应有的误解，行业形象和信誉受损。产生了一批习惯于争速度、抢市场份额、注重保费规模，而不擅长拼质量、争创新、注重利润增长的保险从业人员。
　　一种思维方式和经营方式一旦形成，就容易产生一种惰性，相对难以改变。而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资恰恰就是要用业务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生产经营的不断创新而不仅仅是模仿、利润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保费的增长来与中资企业竞争，也就说，外资保险的强项恰好是我们的弱项。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上述种种弱势被高速增长的光环所笼罩，使得人们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使得挑战变得更为严峻。
　　冲击：各不相同
　　记者：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险业受到的冲击，又是一个老问题的新问题，请具体分析一下冲击的力度有多大?
　　孙祁祥：从险种的角度分析，外资对寿险公司的冲击要大于产险公司。目前中国的产险业务主要集中在车险和企财险上。至2001年6月，车险占整个财产险业务的62％。许多领域，像责任保险、出口信用保险、农业保险、工程保险等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险种占比很小。外资公司将在这些我们的空白点、或者很不发达的领域开展业务，由此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而寿险公司的产品差异性相对较小，在团险业务、健康险业务和养老保险业务对外资开放以后，竞争相对更集中一些，因此对中资寿险企业的冲击也会更大一些。从地域的角度分析，对沿海地区保险企业的冲击要大于对内陆省份公司。按照迈克尔·波特的“簇群理论”，商业环境中起决定作用的方面通常是“簇群”所特有的，这为竞争打下了重要的微观经济基础。“簇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相对集中的公司和机构的集合。沿海地区相对来说具有重要的“簇群”特征。这里外资企业多，基础设施相对完善和发达，人们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金融意识相对较强，外资保险公司进入这些地区开展业务相对容易取得较好的综合经济效益。因此，即使地域限制将逐步取消，但大部分外资将仍首选沿海开放地区开展保险业务，竞争主体的增多将使得沿海地区保险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从企业规模的角度分析，对股份制公司的冲击要大于对国有公司。从业务经营的角度分析，对再保险公司的冲击大于对直接保险公司。根据承诺，中国再保险公司20％的法定分保比例在加人世贸组织一年以后，每年将降低5％，直至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外资再保险公司将与中国再保险公司在各个领域展开全面的竞争。外资再保险公司不仅规模大、技术好，而且具有良好的声誉，与国际上许多保险公司都保持着合作关系，并且由于再保险公司的客户是原保险公司，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主体，文化因素对再保险公司的进入限制比对原保险公司的进入限制小得多，因而中资再保险公司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远远大于中资原保险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