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修订并正在讨论的《保险法》删除了向企业投资的限制，这就意味着从法律的
角度并不排除保险公司可以向企业投资，如房地产投资等。同时，该修订稿增加了保险资金
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以外的企业。这意味着保险专营。当然将修订的“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不
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保险以外的企业”改为“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不得用于设立保险
以外的企业”将更有价值，因为证券经营机构也属于企业。同时，在保险法中对保险投资方
式除列举了一些允许的方式和限制性的方式外，其后一款为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这本身
就为保险投资的监管埋下两点伏笔，一是在保险法没有限制的范围内，国务院可以调整投资
方式；二是国务院或监管部门必将有保险投资的管理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条例或规
定）。这也是为了便于根据市场状况及时调整保险投资监管的规定。
无论采用何种方式，本人认为，在制度框架上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并且要将安
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有机地结合，因为无盈利或过低的盈利，本身就不安全。
第二，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应基于经济发展的阶段选择。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处
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
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限制的
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
第三，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
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
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
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
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
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
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
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
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
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
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
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
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
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
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
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
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
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
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
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
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抑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
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
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四，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
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从风
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
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
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
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
第六，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管制应同步进行。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
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
比例，而在比例控制方面，基于中国目前经济体制尚处转轨时期，工商企业面临的偿付能力
风险，控制主体比例应比方式比例更严，以确保保险投资的安全。
第七，在完善保险法的同时，应当及时制定《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定》，以保证保险投
资规定的有效实施。由于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保险投资也必然具有阶段性，保险投资保险
的监管必须根据某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才能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益，海外的经验均说明
了这一点。